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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商人 历史深处有未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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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12月29日16:58 来源:中国商人 

中国商人2011年12月刊
中国商人2011年12月刊

  虽然企业家现在看起来是社会上有钱有影响力的新群体,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,我们的成功不仅仅是靠自己的能力,更多是时代的剧烈转型给我们造成一种特殊的空间和机会。我经常跟很多老板讲:你以为是你牛,是你的个人能力吗?你仔细想想你在这个发财的过程中间,究竟多少是靠你的智慧,靠你的知识,靠你的管理经营,还有多少是靠特殊的政策机会和所谓的关系?

  闽商:由蛇成龙行商盗 无帮无派走天下

  打开福建之门,闽商从蛇到龙

  闽字是个十分有趣的字:门内关着一条虫。这是它的本意吗?没错。而且,这虫还真就是指一条蛇。蛇被关在房子里,怎么也难有出息。但如果游出门外呢?那就是另一番气象了。

  事实会让人吃惊。豁然面对东海,蛇跃龙门大不同,小蛇立时变大龙,只在开关之间。看来,闽商的命运,与福建的门,还真会有某种直接的关系。

  2006年10月7日,在香港的一个拍卖会上,发生了一件不平常的事:一个叫蔡铭超的福建商人,毫不犹豫地砸出1.166亿港元,拍得了明永乐鎏金铜释迦牟尼坐像。

  三年后,蔡铭超又掀波澜。在2009年2月的法国巴黎佳士得拍卖会上,他又以3149.12万欧元的天价,要竞买圆明园鼠首、兔首。虽然弄到最后因为拒付而导致流拍,但舆论冲击力实在太大:蔡铭超此举,竟然直接被江西省拿去,做了当年高考语文卷作文材料。

  蔡铭超只是当代闽商的一个代表,放眼望去,闽商群体蛟龙逐海,踏浪前行,已经形成了一个壮阔的整体场面:

  在省内,闽商已创办了一大批企业,形成一个个产业群,光是一个小小的晋江县,就产生了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“晋江”模式,培育出了“安踏”、“安尔乐”、“七匹狼”等中国著名品牌。

  在省外,福建民间投资的扩张速度也在加快。据不完全统计,目前在省外投资的福建人数,已经超过250万。他们的房地产扩张,更是让人吃惊:在2010年房地产行业实力榜中,地产闽商纵横捭阖,一举打破了原有的竞争格局。

  在国外,从蔚蓝海岸出发的闽商,也积极开拓进了海外市场。有统计显示,改革开放以后,福建籍新华侨华人,纷纷走出国门创业,如今,福建籍新华侨华人已接近1100万人。生在异国他乡,拼得怎么样?相当不错。以事实例证,2004年仅福清一县,从日本汇回福建的人民币就高达三十亿元。

  在地球村内扫描一下,我们会惊讶地发现,闽商已遍布地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,在港澳约120多万人,在台湾地区有900万人。全部加在一起,资产存量估计已超过3000亿美元。

  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人物,是现任世纪金源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如论。这个1951年生于连江县的福建人,从1986年开始,创办了北京、云南、重庆、上海等八个区域集团,五十多家企业,在中国大陆投资超过2000亿元,缴纳各类税费超过300亿元,无偿捐资捐款贡献社会超过34亿元。2009年,福布斯发布的中国慈善榜,黄如论排在榜首,他同样又成为胡润“2009慈善榜•单年子榜”第一名。成为胡润和福布斯发布排行榜以来极为罕见的榜首为同一人的现象。

  在中国广袤的山山水水中,闽商凭借他们定音的金锤,已经占得一席之地。如此卷海翻澜,志得意满,熟悉它历史的人,不免都有点感叹嘘唏了。感叹是因为,闽商在历史上经历曲曲折折,出没于浩瀚烟波,又经过了一长段时间的沉寂。嘘唏又因为,福建处在穷山僻壤之中,每天打开大门,面朝茫茫大海,时刻一脸茫然,不说自己,别人听来都感到失魂落魄。

  事实正是,闽商之魂,历史以来,飘荡不居。走进福建之门,看闽商其人,我们于是更想知道,他们是怎样一群人?

  “亦商亦盗”说闽商

  福建最早简称闽,闽字“门”是声旁,里面的虫字念做虺(huǐ),蛇的意思。这个字最早出现于周朝。古闽人以蛇为图腾,常将蛇奉于家里。

  福建的大门一开,蛇就入海成龙。事实是,早在三国时,这里造船业和航海技术就十分发达,福建一度成为孙吴的一个水军基地和对外通商口岸。到了南宋和元代,泉州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商港之一,与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有通商关系,形成了著名的“海上丝绸之路”。

  看来,闽商行不行,就看这扇门。省门洞开的时候,闽商总能搏浪急流,龙飞凤舞。还在宋元时期,闽南男儿就试图征服东海。到了明清时期,闽南人开始了大规模地往海外移民。据福建省统计,漳、泉二地有海外移民540万人,相当于本地人口55%;如以泉郡计,则相当于本地人口的80%。

  写这篇文章,我并没有找到有多少福建人在漂洋过海时葬身海底和鱼腹的统计,想来也是个吓人的数字。这时,我们都难免会纳闷:闽商之所以乐此不疲,拿生命赌恶浪,除了“我的眼里只有钱”、“敢冒风险”,难道就没有别的原因了吗?

  原因在于,福建跟中国南方多数地方一样,同是穷山恶水。穷则思变,中国人多是环境逼出来的,古来如此。而闽商被逼闯荡全球,最早可追溯至唐宋时期。这也有政治上的原因,自东晋到唐宋,尤其是五代,中国战乱不止。此外,福建天气温暖,海风凉爽,许多北方人南迁,都朝福建方向赶,这直接导致福建(还有广东)人数激增,人口过剩。

  福建地处山区,土地本来贫瘠,平头百姓一年到头背把锄头在土里刨食,还经常弄得吃了上顿没下顿,现在中原地区人(客家人)还赶来跟福建人争土刨吃,没法活了。

  “寸板不许下海!”朱元璋这样一口命令。

  朱元璋为什么对海禁如此有兴趣?有学者分析,这可能跟朱元璋的出身有关。朱元璋从小家里穷得叮当响,自己要过饭,还当过和尚,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出身赤贫的皇帝,他既然做了皇帝,从小没花钱,对钱没感觉,对权力有兴趣。或许,在他的社会理想中,是想将中国引向老子勾画出的那种“鸡犬声相闻,民至老死,不相往来”的简朴农业社会。

  当然,从朱元璋个人出身分析,是十分浅表的理解。海禁如此严网高压,有社会制度的深层原因。明朝是帝国制度严重走下坡路的时候,它的堕落本性开始曝露,皇帝为了保住那“闭目塞听”的冠冕,官僚为了保护自己的位置不被挪掉,都同心协力,加紧中央集权,分秒没有分心。

  糟糕的是,具备财力社会模式雏形的闽商,在这时冤家聚头,狭路碰上了权力大王朱元璋,结果不难想见。但权力大王朱元璋高兴得太早了,他不知道,“自然之天”的安排,平头百姓往往只能听天由命,但“人为之天”的安排,却不是“天大由天”的,老百姓除了阳奉阴违,还可以起来反抗。

  闽商当面不能反抗,背后总有形形色色的反抗。这也难怪,他们依海而生,靠海而活,或从事渔业生产,或从事海上贸易,海就是他们的粮食库,就是他们的血液。现在好了,朱元璋饱汉不知饿汉饥,海禁命令一下再下,等于将他们的粮食库贴上封条,血管里装上开关,从根子上堵绝了他们的正常谋生之路。闽商除起来进行斗争之外,难道还有第二条路可走?

  闽商反抗的结果,是弄得朝廷扛不住了。1567年,福建巡抚涂泽民上书皇帝,“请开市舶,易私贩为公贩”(私贩指走私商,公贩指合法商人)。隆庆皇帝一看形势,顺水推舟,宣布解除海禁,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隆庆开关”。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从此获得了合法的地位,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再次迅速兴起。但好景总是不长,后来清朝又闹海禁,最后还闹成了海防。

  闽南的反抗意识,分好坏两面。好处是既让他们积累出了冒险赌一把、搏一下的精神,也锻炼了他们主动适应异地环境的心态和能力,培养了兼容和开放的精神。坏处是,这种水边人的狡黠,加上山地人的蛮执,合起来很容易产生商人加强盗的组合,这就是后人诟病的“亦商亦盗”。

  最不像商帮的商帮

  “打拼”是福建人发明的一个十分奇怪的新词。翻遍《现代汉语词典》,上百个有关打的组词,就是没有打拼这个词。

  现在闽人既然造出了这么一个词,我们大致能猜得含义:不顾一切地干,闯出去,联合起来去做事,拼命也要做成功。这颇有点“不成功便成仁”的味道。但纯粹的商业,与社会道义不搭边,所以翻译成现代话,准确点说是“不赚钱,毋宁死”。或者套用一句歌词,“死了都要钱”。这种极端的功利驱动力,让闽商的胆量大得叫人看不懂。

  福建人本来是没什么胆量的。中国地域性格,南北划分,北方人胆大,南方人性柔。当然,南方人也有大胆,但跟北方人有别。比方说,东北人武胆大,广东人文胆大。福建人不能说他们有武胆,所以也只能叫文胆。

  这可真难为了只有文胆的闽商。闯也要闯,不闯也得闯,于是只好麻起胆子,去冒险赌上一把,企图控制住它,像用舌头在刀尖上舔蜜。

  会哼几句歌的中国人,大都听过闽南语歌曲《爱拼才会赢》,有人说,《爱拼才会赢》是“福建省歌”。闽商的成功,就用“不怕”两个字概括:没文化不怕,照样能做外贸;没经验不怕,一样搞开发;没有钱也不怕,照样搞投资。这种“不怕”走到极端,就是闽人和闽商冒险精神与马克思那句“资本家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,就甘愿冒着上绞刑架的危险”一致了。

  有人认为,改革开放初期,福建曾经出现过的制造假药、走私贩私等等,就是闽商这种冒险性走向极端的表现,这给绝大多数遵纪守法、按照商业规则出牌的闽商声誉造成损失,也在客观上对福建的经济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。

  可见,任何地域性格,都不可以鼓吹到极致。天使与魔鬼是邻居,中间只隔一扇门,就看相信打拼的闽商,是不是从天使的房子里再激进一点,走进魔鬼的黑屋。中国的中庸之道哲学,在这里可以作为一根标尺。

  但闽商是不大知道中庸之道的。他们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并不深,他们是财力社会模式的雏形,而不是权力社会的附庸。正是因为这样,所有中国传统文化基因里包含的群体意识(详见易中天的《闲话中国人》),到了福建,也是观念淡漠。闽商因此被人看作中国最不像“帮”的商帮。

  那么,关注与分析略有特色的闽商,在中国商业正小心谨慎地摸着石头过河之时,我们今天可以得出一点什么启发?

  最无帮派意识的商帮

  值得今天借鉴

  地域影响文化,在闽商得到实证。闽商可能要算中国最全球化的一个商帮。自古以来,热衷于移民的福建人,哪里可以找饭吃,他们就义无反顾地奔向哪里,这一特性,颇似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的性格。浩瀚的海洋这一背景,使闽商的迁流,具有更浓郁的变幻不定的漂泊色彩,他们的漂泊历程中潜藏着更多的凶险,福建谚语“行船走马三分命”,正是这种对凶险不定的描述。宋代诗人刘克庄在《泉州南郭二首》中就这样形象地描述说:“海贾归来富不赀,以身殉货绝堪悲。似闻近日鸡林相,只博黄金不博诗”。

  只博黄金不博诗。说白了是“只爱金钱,不爱文化”。这也构成了闽商一个十分独特的地方。

  文化最根本的作用,在于影响现实。很少有人去总结,这种基于地域优势而自发形成的并未体系化的文化,对中国传统文化曾一度构成巨大的冲击。

 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是内敛、保守、安静。这是农耕文明的痼疾。孔子有句名言,叫“父母在,不远游,游必有方”。以这句话为基础,构成的儒家孝道,成为传统文化“安土重迁”理论。但这句话在福建几乎没什么影响力。这是财力社会的市场平等意识对权力社会等级观念最直接的冲突。它直接拔到了帝国制度里儒家文化的根。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庄国土就认为:相对于民风较为保守的北方和内地,闽商更具开放和向外开拓意识。

  今天的开放时代,经济上显赫、文化上边缘的闽商,醒悟之后,正在着力强化。2010年5月17日至19日,第三届世界闽商大会,活动明确以“弘扬闽商精神,加快海西建设”为主题,活动规格之高,居全国商会之冠,向外界展示了他们强大的经济实力。

  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,中西文明经历碰撞、火并之后,如今正朝着融合共生的方向发展,“开放”成为世纪主题词,也是时代关键词。苏文菁教授在《福建是世界海洋文明的发源地》一书中论证:闽商是历史上最能够体现中国内发性的海洋文化的群体。而王鲁湘在凤凰卫视《纵横中国》的福建特辑中干脆这样说:“如果不是有数千年农耕文明和内陆文明作羁绊、拖后腿,而任由福建人那种崇拜海洋、勇于漂洋过海打拼的创业精神充分发挥的话,今天的中国绝对是海洋强国!”话虽偏激夸张,但思考帝国制度下闭关锁国的中国,确能发人深省。

  今天看闽商,作为一个最无帮派意识的商帮,它接近现代商会的真义。因为中国传统的商帮,都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,它过分强调血缘与地域,而忽略文化与共同认同,置市场理性与法制观念于不顾,导致商帮一不小心就堕落成黑社会组织。

  而且,从传统帝国制度过渡而来的中国商人,今天依然还没有跟上时代,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。所以,在共和制度下,我们看到的现实,依然是底层的暴发户主要是靠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漏洞、监管不严,依靠造假售假、走私贩私、偷税漏税发展起来;中国底层的老板们利用改革过程中企业转型,大量窃取国有资产,先富了起来;中国高层的国企白领利用国企的股份制改造和市场运营,自我定价,拿天价年薪,弄成了变相的国有资产流失,等等。

  财力社会在文化上没有多少可以拿得出手,但在经济与制度的设置上,却有许多值得今天我们借鉴的地方,而闽商作为市场化与国际化走在中国最前列的商帮,本身就值得今天各大商会参照。就宏观来看,闽商的实绩已启示我们:闽商前途在海洋,华商出路在开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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